在几千封建社会历史中，厚葬风气一直主导着人们对于丧葬的观点，宋元时期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对于社会上盛行的厚葬风气，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深感忧虑，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极力加以反对，另一方面还企图利用自己的微薄力量来扭转世风，改变这种不良陋习。

宋代宰相王旦临死前，遗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索，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实置柩中。”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在《奏议葬荆王疏》中极力反对厚葬，他认为“敕葬枉费太半，道路供应，民不卿生”，请求仁宗大减冗费；翰林学士宋祁临死前，作有《治戒》，曰：“吾殁后，不得作佛道二家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违命作之；违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为遽无知也。”

欧阳修主张俭葬，认为厚葬劳民枉费，于国有害。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他一再上奏，请求仁宗节减浮费，“虽至俭薄，理亦无害。如此，则葬得及时，物亦不费”。

元代的谢应芳坚决反对厚葬，极力主张薄葬。他指出厚葬流俗的弊病有二，第一，铺张浪费，甚至倾家荡产，只是为了能够在形式上做到华美，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都是给别人看的，但是死者的着装甚至棺椁何等品质，都在其次了；第二，大作佛事，甚至一做就是十天半个月，隔三差五还要布施，但是其对亡者的伤痛之情都流于形式，内心究竟如何想的，根本没有人知道。

宋元时期，一些有识之土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堪輿风水术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以宋代的司马光、元代的谢应芳最具代表性。

司马光不仅著书公开批判风水术，在当谏官时还曾上奏“禁天下葬书”；谢应芳也极力否定阴阳风水术，谢应芳认为，笃信风水的人是在为自己谋私利，而并非是“敬孝"，为亲人着想。如他在著作《辨惑篇》卷二中指出“后世惑于风水之说，往往多为身谋，使其亲之骨肉不得以时归土，又不若不择之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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